[71] 例如，江苏省人民政府的《江苏省劳动监察规定》（1997年）第24条规定：从事职业介绍、职业技能培训和鉴定以及境外就业服务的社会组织违反劳动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管理混乱、弄虚作假、滥发证件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并可给予警告或者处以10000元以下的罚款。

这就构成了现代权利理论的一个困境:关注个人的发展，而漠视了共同体的价值，最终导致个人发展失去皈依。实现了所列举的权利，未必就能保证人民的生活不再孤独、贫穷、肮脏、粗俗和短缺。

[1]实际上，这种误解，根植于宪法权利体系就是有宪法权利排列组合而成的简单认知之上，无疑漠视了宪法权利体系所内含的建构法则和本质规律。[9]部分学者呼吁宪法不应规定义务。就一个普遍的标准而言，各国宪法权利规范体系必然存在所谓的未列举权利，而这不外乎是由于因特定共同体不同情况尚无法规定、不宜或无须规定、立宪的缺失等原因。因为现实宪法在某种程度上说是该政治传统和民族文化历史演绎的结果，它们所带来的政治习惯和政治伦理观不知不觉地影响着公民对国家的现实态度，调整着国家与公民、公民与公民间的关系。他指出，如果把基本权利理解为对于人类至关重要的权利的话，要么所有的权利都是基本权利，要么根本上没有基本权利，因为所有人权在价值上都是人的生活所需要的起码条件，是相互依赖且不可分割的。

一方面，在人权的普照光辉下，即使那些未被列举的权利也可因这一关联而获得价值上的认同，不致因成文法度的缺失减损人权;另一方面，这一法则维系了宪法权利体系的内部秩序，合乎这一秩序要求的，则可以保持在体系内的地位或者具备了被吸收进入体系的最基本要求，违反或者不再符合这一秩序要求的，则势必要进行调整甚至可能会被驱逐出体系。也有学者详细分析了美国以司法创制权利的宪法权利体系发展路径，参见郑贤君:《宪法权利体系是怎样发展的?———以美国法为范例的展开:司法创制权利的保护》，《法学家》2005年第6期。《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对政法工作领导的意见》，中发〔2005〕15号。

在铺天盖地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中，政法系统大张旗鼓地提出要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一个让人诟病的事例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国务院改革工商税制发布有关税收条例草案试行的决定》于2009年宣告废止后，国务院还以改革试点的名义，授权重庆、上海等部分城市对个人住房征收房产税 [46]。虽然出台了有关机构编制的行政法规，中央到地方也有专门机构职掌编制管理，但实际职数仍被一再突破。改革本来就是要变易制度，但如果改革可以不顾法律、随意冲破法律，那也是走向法治的反面。

未经公布的，不得作为行政处罚的依据。法律是否得到实施的关键在政府，法治是否得以奉行的关键也在政府。

[100]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01）行提字第2号。[16] 第三，行政机构的人员编制无定数。（二）行政法治的中国视角 一旦进入认真的讨论，法治这个词注定是有争议的，什么样的政府算法治政府也是可以商讨的。[81] 但是，《行政诉讼法》第12条规定的四种情形，仍然构成法院受理行政案件的不可克服的障碍。

当法院无力公正裁判，而只能依靠协调或者逃避打发案件时，行政诉讼关于救济权利和监督行政的目标都难以冀望，通过行政诉讼推进法治也就成了镜花水月。法院左支右绌，却仍然走不出困局。[70] 李立《周继东：依法行政进程如大江涌流》，《法制日报》2009年9月28日。政府随时准备越出其应有的位置，也随时可能突破法律的授权。

1.法律保留 在中国语境下，法律保留是指有些事项只能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以法律来规定，其它机关、其他形式的立法文件无权创设。但毫无疑问，统治当代中国的主要是立法，即各级各类国家机关所制定的各种规范性文件 [40]。

人们千方百计去上访，在国家信访局门口排起伸冤控诉的长队。徐洁净《地方煤矿即日起一律停产整顿》，《平顶山日报》2009年9月9日（全市地方煤矿即日起一律停产整顿）。

党组织从事国家管理的行为是否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法律没有明确规定，通常理解和司法实践给予的答案是否定的。很难想象，在主席语录就是最高指示、《人民日报》发个社论就全国照办、会议纪要或者文件草案就当令箭的时代，能够谈什么法治。尤其是，在法律条文的空白之处，法律原则将弥补规则的缺漏。《立法法》第10、11条要求，授权决定应当明确授权的目的、范围，被授权机关不得将该项权力转授给其他机关，以及授权事项在时机成熟时应当收回。[23] 其三是，虽有相应的国家机关，但党组织实际上可能直接决定乃至处理国家事务。专项整治本身，占据了行政机关的大量精力，转移了行政机关对日常问题按部就班的解决，结果积累了新的问题。

[92] 最高法院还发布了专门的司法解释，对行政诉讼协调做了全面而正式的肯定。但如果倡言依法行政从国务院做起，而不仅仅是国务院对地方的要求，应当是不会错的。

依法裁判 导论 （一）检讨法治的理想与距离 在通往行政法治的道路上，中国大陆一脚深、一脚浅地行进了30多年，学者们也为法治政府的理想呼喊了30多年。今天，中国的法律监督机构已经一应俱全，但法律执行却难以克服体制性的失效。

[17] 在地方政府中，关于10个副市长、20个副秘书长之类的报道已经不是什么耸人听闻的事。[26] 《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国发〔1982〕17号）第1条声明，该办法是根据《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及其《补充规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处理逃跑或者新犯罪的劳改犯和劳教人员的决定》制定的。

不是行政机关自授权力，随意而行，而是行政权责由法律规定，政府奉法而行。国家立了一部法规，并不等于这个领域就有法可依了。《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和《行政强制法》分别规定了行政处罚、行政许可和行政强制的设定和实施，从而对这三种重要的行政行为基本贯彻了职权法定原则。第三，一些社会自治组织的自治管理行为，其法律性质不明，目前基本上也不能起诉。

设立许可要受限制，一概禁止土葬、禁止燃放却无限制。在中国这样一个立法种类多样、层次繁复的国家，这套规则与别的国家相比就更显复杂。

上列工作部门的内设机构的领导成员。一些法律文件还明确规定，未经公布的规范性文件，不得作为行政管理的依据。

2009、2010年分别为293、398件。[22] 其二是，一些机构实行党政合一的组织方式。

行政法以外的领域，例如刑事诉讼、民事诉讼、选举制度、财政人事等，本文无暇涉及，但相信法治的吁求是相同的、法治的原理是相通的。问题是，各种可以作为法律渊源（特别是正式渊源）的立法应当具有固定的形式，各种立法文件的效力应当具有确定的规则。如诗人贺敬之所歌唱，面前，还有望不断的千沟万壑，头上，还会有不测的风雨……在微茫的曦光中，我们默默地坚守和等待。长春亚泰足球俱乐部等诉中国足球协会处罚案提出了体育行业协会对其成员处罚的性质问题，法院未予受理。

在上个世纪80年代政治改革的热潮中，一度设想和讨论过党政分开。[49] 《立法法》第86条规定，地方性法规与部门规章之间对同一事项的规定不一致，不能确定如何适用时，由国务院提出意见，国务院认为应当适用部门规章的，应当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裁决。

第二，依法立法仍有问题。（三）行为方式法定 职权法定的第三项要求是行政职权的行使条件、行为程序和处理方式应当由法律规定。

虽然中国法院实行二审终审，但由于异常繁复的审判监督程序的存在，生效判决随时可能被推倒重来。[33] 对互联网络的管理，除了大量使用防火墙过滤，还要求从业单位自动清除有害信息。